20世纪20年代，西安小燕塔。
随着建设新城市的发展潮流，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根须被切断了，每个城市都成了受伤的城市，让我们听听住在这些城市的人们对此发出的声音。
西 安
刘继忠（男，69岁，碑林区退休职工）：西安地区属于文物保护范围的遗址和建筑的数量，在全国城市里大概排在首位。几年前，一些单位盲目地开发旅游资源，已经造成一些文物破坏，比如，兵马俑，现在已经控制参观人数了。人多了呼出的二氧化碳对俑体本身伤害极大。我觉得，各单位还应该继续加大保护力度。
马小羚（女，24岁，居住于未央区）：未央区原来属于西安郊区，有很多的秦汉遗址，每年都可以看到施工工地有文物发掘的新闻报道。我想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，一定要保护好地上地下文物遗存，如果一定要开发，也一定要上报文物机构，提前保护发掘。
昆 明
邓一（31岁，云南民族报摄影记者，生长于昆明）：我没有住过很老的房子，小学时看到许多同学住在很老的房子里就奇怪：为什么院中有口井？为什么冬暖夏凉？为什么门上有那么多的花儿？十多年前昆明还保存着非常好的城市民居、街道和格局，那还是在我1992年开始拍摄的时候，但现在基本上都看不到了，都在发展当中，在市场利益、经济利益面前消失了。现在就只有在文明街一带还保留了一点。这些都是历史文化名城的象征啊，也是一座城市人群的根啊！
杨修品（书法家，祖上世居昆明600年）：哎呀！说起老昆明可让我兴奋了！小的时候我觉得昆明挺可爱的，基本上没有水泥房子，都是土木结构。老街道也非常可爱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，走在街上感觉非常温馨。如果离开昆明10年，再回来看，几乎都认不出来了。现在我这个老昆明，去新的小区，也得问路。现在我们住的房子比以前好多了，但是反过来，我又觉得有些失落，老的东西都不见了。比如小时候常见的状元楼……很多的古建筑都不在了。经济方面的发展固然可喜，文化方面的丢失却让人遗憾。
徐刚（41岁，在昆明市文联工作，生长于昆明）：我小时候上学都要经过同仁街。现在这街没了，重建后不是原来的感觉了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他的家乡就是祖庙，供着他祖先的灵位，祖宗在那儿，这是中国文化的根！
王瑞章（昆明师范专科学院艺术系教授，从北京到昆明43年）：在昆明老市区盘龙、五华，你把我眼睛给蒙起来，不告诉我，塞到汽车里，转上一圈，到任何一个地方，我马上能说出这是什么地方！我以前也画了些昆明的小街小巷，确实很好。现如今“拆”字满天飞，这恐怕是咱们这个时代最时髦的一个字！我到欧洲去看，人家可以把多年前的出版物拿出来，照着那个时候的城市面貌去找，唉，还真找得到，那个时候还没有照片呢！
别的城市我也走了，发现昆明的老房子比别的地方还少。现在咱们云大院里还有一幢小黄楼，就是早先熊庆来、李广田他们住的那个地方，很有味道！我要再去画画那房子。当然我认为完全怀旧的做法也不现实。我的老师吴冠中先生，曾经在太湖边写生，画的太湖那一带白墙青瓦的房子，他赞叹了不得。我们走极端化，完全一个“拆”字，还要祖宗不？
20世纪30年代，昆明西山龙门
敦 煌
马中和（男，48岁，敦煌市民）：敦煌完全是个旅游城市，以前来的人没这么多。现在不得了，一天就有几万人拥进来。物质文化遗存的保护好像和我们老百姓关系不大，因为我们当地人根本不去那些地方，只有外地人才去。不过，我总认为人太多了实在不好，拿敦煌来说吧，最开始那些洞窟都开放，后来怕被破坏，就都装上护栏，现在干脆只开放有限的洞窟，并且每天限制参观人数。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，不能只图一时的经济效益，钱赚得多但是毁坏了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，毁坏了以后怎么办？那时候请人家来都不会来。
平 遥
耿忠（51岁，几代住在平遥老城里）：我家的房子够不上遗产和文物标准，以前刚评上文化遗产的时候听说要迁到城外，但是等了挺长时间搬迁和补偿的标准却没有明确。现在我想开个家庭旅馆，但是开宾馆就必须对房间进行大改动，我没有准备那么多钱，别人早已经开得红红火火了。旅游的事儿就在于快，先下手。
李明（24岁，平遥车夫）：几年前就跟着二叔在城里接人力三轮的活，刚开始生意一般，后来旅游的人越来越多，生意好做多了。过几年我想买辆车，拉远点的活。不过，好多来玩的人，都说现在平遥没有原来有意思，不知道以后这活还好不好干。
凤 凰
王强（43岁，出租车司机，居住于凤凰县城）：我家就在沱沱江边，现在为了保护修缮老房子，政府给了些补助，我就在外围买了新房子，住着更舒服。旅客多了，赚得比以前多两倍。但凤凰是块人杰地灵的宝地，我担心像现在这样大张旗鼓发展旅游，把整个古镇都改造成旅游一条街，酒吧、商店、饭馆充斥着原来的老街，会把这块“灵地”给玷污了。
李仁杰（30岁，私营业主，居住于凤凰县城）：政府进行老房改造时，我自己添了些钱，现在还住在旧城里面，把楼上的两层改造成了旅馆，游客增多，收益很大。原来打算放弃木制结构，但是政府有规定要“修旧如旧”，于是不得不保留木制吊脚楼的形制。虽然我能理解这种保护旧城风貌的措施，但是，还是担心发生火灾。
20世纪20年代从玉泉山远眺北京什刹海和太液池。
北 京
刘文裳（女，52岁，在前门廊房二条胡同19号住了52年，原菜市口正兴德茶庄经理，退休后在家里开了爆肚店）：不能没有王府井，也不能没有廊房二条！我出生就在这里，一天没离开过这条胡同。我小时候，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不说，街道两旁的店铺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私搭乱建，而且非常干净，几乎家家都是珠宝店，外宾当时把轿车开进来时就搁在我家门口，1958年到1965年都是这样的。1985年到2000年之间来了非常多的外地人，他们认为在北京捡破烂都能发家。我、我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，现在为止还不会骂人，不会说一句脏话。而像现在前门这些乱七八糟的人，该清的就必须要清，不然奥运就不可能办好。现在你看街上走着的人，十个里面顶多有一个北京人。真正像我们这样的老北京人，做生意都是规规矩矩，非常好客，不只是个生意经，我们在传播北京文化。现在好多东西具体我也说不出来，但我感觉有些东西正在受到毁灭性地打击。我有种感觉，就是大潮快要淹没我们这些人了，说不出道不出，也没人听你的了。
阎连和（男，50岁，玩老自行车和鸽子的职业玩家，原住大耳朵胡同7号，现住南城）：我1957年3月10日生，住大耳朵胡同，土生土长。北屋生，北屋长，北屋娶媳妇。要跟我提前门拆迁这件事情，我就要开始骂大街了。对拆迁这事，我挺不赞成的，人家当年建北京，盖哪间房，都要用罗盘定位，都要看风水的，错一点就不成。以前北京城，从宫里到前门的买卖铺面，都是和谐，都是配套的。为什么北京胡同各个都通，都是横平竖直，是有它整体的格局的。现在这也拆，那也拆，你还找风水！老惠中饭店，大四合院，那里面三套院子，大北房也高，特好；还有现在的椿树小区，那里原来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家，荣春社在那里，“文革”后变成椿树派出所，后来就硬给人扒了，建了椿树小区；北京城拆的院子太多了。就连南池子，那都属于内宫了，都属于内城了，现在也被拆了。以前房屋的地基就算再过200年也塌不了，不像现在盖房子，上面37公分厚的墙，下面打地基也37公分，人家过去底下地基是一米呀，然后75、50、37一层层地起，所以再强的地震，故宫也塌不了。你看前门大街那户外广告，弄些小古楼照片搁在那里，照出人来全穿着牛仔裤，这是北京啊！你哪怕弄个毡皮帽也成啊！这是北京城啊！别把北京这点风水都给破坏了！
于长洪（男，59岁，中国对外运输集团公司离退休干部，原住小方家胡同11号，现住东水井3号楼）：我以前住的胡同是东西走向的，南北都是居民户，还有几个大户人家，正经那种大四合院。那时北京多水，这个桥那个桥，桥下还有水，一下起雨来，街道两旁的雨水顺着两边走。住进楼房之后，我现在还不知道住我对面的人叫什么，这楼里谁谁谁我都不知道，因为你关上门就是你自己了，而且对对方有戒备之心。而过去的大院子里不怕这个，进了一个生人，百十双眼睛看着。楼里不是这样的，一个人上来了，他上几楼你不知道，所以家家人都把人当贼防着。北京绝大多数人住的环境太恶劣了，不改不成，可是改也别改得那么面目全非了。除了几个皇家园林，除了叫城，朝阳门没有门，东大桥没有桥。现在不是分了几个文化保护区吗？东四一条到九条就不拆了，将来可以改过来。有中国韵味，有北京风味的现代化北京是最好了，但我觉得不可能两头都占。这个是很难的事情。
洛 阳
赵德芬（女，45岁，居住于洛阳老城区）：我印象最深的是修建河洛文化广场那件事，2002年时闹得沸沸扬扬。“天子驾六”就在广场地下，当时流传着好多种保护方案，不过最终还是选择了原地保护，修建了地下博物馆，现在有外地的朋友来，我都带他们去参观。这是作为洛阳人的骄傲。只有保护得越好，知名度才会越高，人们才喜欢来。
李佐声（男，40岁，居住于洛阳龙门区）：洛阳旧城改造的程度不大，其实不需要改造，只要保护好就行。倒是郊区的一些建筑施工经常会涉及到一些地下文化遗存。我想如果在每次施工前都上报市文管部门，先进行勘探，再施工，这样不会破坏得太严重，如果实在绕不开，应该工程避让或者迁址。洛阳作为六朝古都，需要保护的地方太多了。
景德镇
胡先生（59岁，教师，居于求知弄30号明代民宅）：我们这栋房子很老。经常有专家带人来参观。我发现当年建房不使用铁钉，而是用竹钉，看来古人很聪明。这栋房子应该保护，因为像这样的房子已不多见了。好的老房子都应该保下来，不然外地人到景德镇看什么呢？
李先生（71岁，瓷厂退休工人，居于刘家下弄63号）：这房子是古作坊，是做汤勺的作坊。我住进来到现在，一直都是这样的，没有改变。这是放坯的料板。房子上面有很多放坯的木头架子。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住这里，我们老人家住习惯了，不愿意搬。这里经常有外国人来拍照，破破烂烂的，我是觉得没什么好看，古怪！
大 连
包女士（61岁，修表工，经营了44年的大连老字号修表行，即将面临第六次搬迁）：在一条街上，频繁搬家，这也从侧面说明政府工作的不力。城市改造无可厚非，但不能乱改，曾经让人向往的天津街已经不在了，刚改造后的天津街让我们都发晕，到处是装修华丽的商场和价格昂贵的商品，没有了老字号，没有了大众消费品，谁还敢进去，不萧条是不可能的。
王和（28岁，男，私企职员，原居于天津街，现搬迁至郊区）：从大连甘井子坐车到天津街需要一个小时，但是我在工作之余还经常到天津街去逛街，小时候天津街就是我快乐的天堂，特色小吃应有尽有，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热闹非凡。随着旧街的改造，我们一家不得不迁到郊区。想到这些，只有怀念。
张国平（70岁，男，工人，原住北京街，现暂住在甘井子区泡崖小区）：早年的北京街一带居住的大多数是中国人，但相当繁华，大小店铺林立，而且还有一家棺材铺，店内有关丧事的物品一应俱全，当时整个大连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棺材铺。如今的北京街，已经看不到原来的痕迹，低矮有特点的房屋已经变成片片瓦砾，原有的居民搬迁到四面八方。不久的将来，就会矗立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和热闹的商业区。
杭 州
马千（56岁，公务员，原居于大井巷，现居城东）：我原来住在杭州大井巷，房子有口井，夏天就成了天然的空调，西瓜放在井里冰着吃很爽。邻居们经常围着井乘凉和闲聊，居民之间的感情很好。后来房子要拆迁了。对于一些住在危房的居民来讲，一方面希望早日拆迁，一方面心里又比较矛盾，老邻居住在一起多年都有感情，而那一带老城区都比较繁华，特别是对老杭州来讲，有很多舍不得。
前几年，政府部门的保护意识不够强，动辄把古建筑推为平地；现在打造人文杭州，政府的保护意识也比以前加强了，而且政府也更听取民众的意见了，这是值得高兴的事。
郑恩（26岁，记者，原居于长板巷，现居鼓楼）：对于旧民居，只要选几处保存比较完好的，有历史价值的，没有必要全部保存。或者像欧洲国家那样，外部进行保护，内部进行现代化改造，比如增加厕所、淋浴房、厨房等，这样也可以把一整片古民居都保护起来。我们比较年轻的，还是喜欢现代化的住宅，不过感觉人还是以前比较亲密。
绍 兴
吴旦颖（媒体人，现居广州）：广州喊着自己要成为“适宜创业、适宜居住的城市”时，绍兴早就是那个样子的了。念幼儿园的时候，要爬过一座很陡很老的桥，桥身上布满绿色的植物，每次上下我都走得很慢，生怕跌了下去，那时经常会有很多美院的学生跑来桥边写生，那就是我记忆中最绍兴的地方！几个月前看《碟中谍3》时，那些在上海西塘的场景，我以为是从我记忆中偷的！
杨志勤（84岁，退休教师）：鲁迅小说里描写祥林嫂的那些洗菜淘米的场景，我们那个年纪的人都经历过的呀，甚至我们的子辈也是这样长大的。老城对我来说，就是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。现在的绍兴，很漂亮。吃完晚饭，儿子媳妇只要有空都会陪我去环城河散散步。晚上灯光一亮，那个好看以前是怎么都想不到的。绍兴的老房子拆了固然可惜，拆掉的是感情。尽管保留了部分，不过总觉得走了味。但是我更喜欢现在的样子，干净大方。绍兴的城建好就好在全是古色古香的，整齐统一。
泉 州
黄建泉（36岁，公司职员，原居于泉州鲤城区梅山社区广平昌片区，现居泉州丰泽区东湖街道铭湖社区）：政府对旧城区的保护，是尽了不少心的。比如水电等等配套设施，都跟上了。但仅仅有这些举措是远远不够的。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危房问题。鲤城区不少古民居都属于危房，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历史文物太多了，政府要保护都保护不过来。所以很多房屋没法得到及时的修缮。另一个就是交通问题，小巷要是遇到火灾，估计消防工作很难展开。
李宏（35岁，食品公司老总，原居于泉州市庄府巷107号，现居泉州市田安路假日城堡）：从感情上讲，我是愿意住在老城区的房子里的。有历史价值的文化古迹当然需要保护，但改造一定从与民方便出发，不要被开发商的利益牵着走。像市区，10年前刚改造完的几条街道，如新门街、东街、涂门街，现在对那些步行的与骑自行车的市民来说，就很不方便，几乎没有了人行道。
南 京
王婷（在南京长大，现居广州）：我家原先住在市中心的楼房里，现在搬到了南京真正的老城区――城南，不过呢，是住在拆迁过后的“新城南”，从我家的窗子里看出去还可以看得到老城南的那些低矮楼房，新式小区跟这些楼房并肩而居真的有些奇怪，生活好像很不同，这里小车进出，那边的生活则要困难很多，但大家就这样在一个地方和平共处。拆迁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，但是不可否认也破坏了很多原来的生活。
徐志成（现在上海读研）：小学毕业后，我家搬进了楼房，但还是住乱哄哄的城南，没办法，家里人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感情，我的小伙伴也大都在这里。后来打街机少了，也不怎么去并不远的夫子庙了，现在那里的商业气氛比我小时候浓厚多了，不过秦淮河也因为游客的关系而变清了很多。南京的发展总体上来说要比苏锡常慢一些，我觉得政府是有自己的考虑的，因为南京有很多地方需要好好保护，政府就要在发展的同时考虑到这些，就不能经常做那些大拆大建。
（摘自《绝版中国：受伤的城市和它们的文化孤本》，漓江出版社2008年1月版，定价：38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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